进口煤炭持续弱势 价格跌幅有所扩大

内容摘要：　最后，引孔人宪过程中另外一个较大的争论是关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争论。

最后，引孔人宪过程中另外一个较大的争论是关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争论。

我国已有一部基本适应现实需求的宪法，但行宪和护宪的工作却相当滞后。宪法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根本统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进取心的执政党，自应不断深化对法治的认识，直面问题，以其政治智慧和勇气推进中国的法治和改革进程。由于共产党对革命路径的依赖，重视执政事实，轻视内在价值，也由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习惯甚或完全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供依凭，其执政权力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各项国家权力似乎都可归于党的一元领导之中，故而过去几十年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就不足为奇。罗马并非一天建成，法治亦不可能在朝夕间实现。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宪法可以理解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博弈与妥协中达成的共识，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国家共识。由此推进，依法治国必定要求依宪治国，如果治国不依宪，那就等于废弃了立国的根本，背离了最根本的国家共识，使法治陷于悖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宪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法律监督制度等的运行得以活化，保证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制于人民，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恪守其权力边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防范公权侵蚀私权。我不想辨析教科书一词的含义，似乎也不必指出在英文中textbook一词是如何使用的。

给本科生和法律硕士上课，这部《行政诉讼法》的相关章节（电子版）曾作为阅读材料发给学生。第三，案例与主题的相关性，裁判理由的说服力。他们可能不喜欢纠缠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区别，可以不关心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这样的分类方式，不关心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辨析，他们关心的是规则。这部分是因为教科书的编写者着重于写原理，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法律渊源的狭隘理解。

有些名为行政法的教科书，包含了行政诉讼法。但作为一部法律教科书，毕竟是在描述法律规范，而不纯粹是描述法律实践。

但主流教科书教给人们的永远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不是法律事实上什么样。而在旁观者看来，一个问题可能没有确定答案。同期《公法研究》刊发了对本书的两篇书评，分别是章志远教授《理想的行政诉讼法教科书》和徐建博士《法治守望者的呐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政府信息公开等中国行政法的经典主题，在这里被简化了（只在阐述行政职权的适用条件时稍有涉及）。

我的书中运用了一些统计数据，并把它画成图表。有几次，我读到新奇的案例后，发现它不能为原来的归类所容纳，还调整了我的写作提纲。当我起草理想的行政诉讼法学者意见稿时，我以此为框架，基本圆通无碍。有的反其道而行之，在体系上把两者完全分开，行政法教科书基本不谈行政诉讼。

有的省略案情，只说要旨。问题是，这些权威案例数量有限，无法拼凑出一幅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完整图景。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行政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正式的法律渊源才是可靠的，才是值得引用的。

当然，不同的法律渊源之间说明的效用并不完全相同。在主流教科书以外，也有其他写法。我也想到那些因为打行政官司而决心自学法律、寻找法律指引的人。作者没有必要躲在权威案例后面，用裁判机关的权威性来回避自己的选择，掩饰自己的立场。后者置身事外，相对超脱。教科书作者在使用案例时的困惑是：中国的案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地方法院应当参照，但数量太少，无法作为主要案例来源），什么样的案例能够用来说明法律？一个谨慎的教科书作者通常会优先选用最高法院公布或者各个庭室编选的案例。

这情形颇像一名植物学家，在野外考察时发现了一个个新品种，从而丰富了植物分类学的知识。这从引证文献的数量上就能够看出来：引用学术性文献的数量大概只有案例的四分之一。

由于这些缺点，它们很少被用于课堂教学。总之，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教科书，我们需要有一种比较法的视野，但也要节制对外国法的援引。

有几个地方，例如讨论经批准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程序等问题时，我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做了地毯式的检索。梁凤云法官编著的《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例如，讲听证程序时，我提到中国立法上的听证是一种特别的听取意见程序，不同于普通法上听证一词的宽泛含义（p.343）。我们也许有必要告诉读者这条规则的实施情况（经常被人违反），但我们的主旨仍然是揭示和阐述这条规则的内容。他们都以正统的观念来定义教科书，却想象不到在主流教科书外还有别的写法，在主流的教学方式外还有别的教学方式。这一点导致它与行政法的关系比较特别。

首先，是考虑案件裁判机关或者案例发布机关的级别。我相信，每一种法律教科书的后面，都有它所对应的教学方式，有它的规范体系，甚至有它的法律哲学。

我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发现行政行为的成立、解释、变更、撤销、执行这些概念没法放在行政行为类型下面，与行政许可、处罚、给付等并列在一起。学科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和教学的便利，研究者、教课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关键是你写给谁看。

我在清华上课，从来不给学生指定教材（我会介绍几种，让学生自己选择）。这两种视角的区别，首先在于场景的不同。

出于这种理解，我的书中所引用的法律、司法解释是相当可观的。公说、婆说互不相让的，本身就是法律现实的一部分。其实，从法官角度来说，行政法就是他们在行政审判中所适用的规则。如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法律规则是有来历的，法律规则的世界是具体清晰的。

用案例来说明法律，教科书作者的主观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两位评议人都建议在总论中增加一章，专门论述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不仅读者需要通过案例来理解规则，作者也需要通过案例来发现规则。它的受案范围、审查标准与裁判方式，都包含实体行政法的规则。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例，也是值得重视的案例。（一）法条 总体上讲，法条的证明作用较强。